《汉书》的另一特点是在传中多载有关学术、政论文章，因此《汉书》又兼有一代文章总集的性质。如《贾谊传》载《治安策》，《晁错传》载《贤良策》，司马相如、扬雄等的文章皆入本传。
又《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东汉人已有很多地方读不通。这就提出了为《汉书》作注的要求。东汉末年已有服虔、应劭所作之注。到唐代，颜师古汇集了前人23家的注释，纠谬补缺，完成了对《汉书》的新注。清朝人王先谦又作了《汉书补注》，征引繁博，成为《汉书》旧注的代表作。
《汉书》亦有不足之处，那就是班固生活在儒家伦常完全定型的东汉时期，历史观受到儒家尊君思想的严密束缚，虽然，《汉书》较之《史记》，有“文赡而事详”的长处，但是，就班固的历史观来看，却远不及《史记》进步。《汉书》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准绳，指责《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认为《史记》把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降低了汉朝的历史地位。在高帝赞中又有特为刘邦编造的从尧开始的世系，企图证明“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班固在《五行志》里还用大量自然变异现象附会政事，积极参加东汉的谶纬迷信，神化皇权活动。他还对农民起义领袖，对出身社会下层，对敢于反抗强暴的人物，力加贬斥，如《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在《汉书》里都改为传。
蔡伦改进造纸术关于造纸术的起源，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以三国时文学家张揖及南朝史学家范晔为代表，认为东汉时，宦官蔡伦于105年发明了纸。第二种意见是以唐代书画鉴赏家张怀瓘及宋代一些著作家为代表，他们认为西汉初年即已有纸代简，至东汉蔡伦时所造之纸精工于前世，故蔡伦不是纸的发明者，而是改良者。近代考古发掘证明上述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1933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即罗布泊）汉烽燧遗址掘出一块麻纸，其年代为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年）。他根据这一考古发现，认为在蔡伦之前150多年已有纸。
解放后，新中国的考古工作逐步发展，1957年5月，陕西西安东郊灞桥古墓遗址出土一批文物，清理文物时发现青铜镜下有麻布，布下有纸，均带铜锈绿斑。考古学家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判断其下葬期不晚于西汉武帝时代（前140~前87年），专家鉴定该纸为早期麻纸。1973年、1978年、1979年、1990年，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内蒙古、陕西、甘肃等地区发现西汉不同时期制造的古纸，这些古纸的存在，补充了《史记》、《汉书》漏记西汉纸之不足，也纠正了《后汉书》关于造纸起源于东汉的误记，把中国的造纸术起源提前了200年。
那么，这是否意味抹杀蔡伦的作用和贡献呢？否。蔡伦的作用在于：一是他总结了前代和同时代造麻纸的技术和经验，组织生产了一批优质麻纸。他是麻纸技术的革新者和推广者。二是他倡导并主持研制楮皮纸，完成以木本韧皮纤维造纸的技术突破，扩大了造纸原料。蔡伦虽非纸的发明者，但确是承前启后的造纸技术革新者。
蔡伦（？~121年），字敬仲，东汉桂阳（今湖南耒阳市）人。东汉明帝永平末年，他开始在京城洛阳的皇宫里当太监，章帝建初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转中常侍，豫参帷幄”。蔡伦是一个有才学、为人诚实的人，他做了中常侍后，尽心王事，十分勤恳。他也敢于直言进谏，“匡弼得失”，因而深得和帝信任。后来，他又被加任尚方令。尚方是皇宫内的手工业作坊，专门为皇帝制造刀、剑和其他器物。史书记载，蔡伦做尚方令后，经他临制的刀、剑，“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正是在他负责尚方工作时，对造纸技术做出了重大的改进。
纸的发明，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代人自从发明了文字以后，客观上就要求有记录文字的工具。较普遍的有泥板、树皮、羊皮、纸草、龟甲、牛骨、竹、木、缣帛等。在商周时代，人们把文字刻在龟甲和牛骨上，或者刻在青铜器上，也有刻在石头上的。随着文化的发展，又将文字刻写在木简或者竹简上，后来又有把字写在缣帛上的。文字刻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然后用绳子一片片地串起来，叫做“策”（或叫“册”）；缣帛上写的文字，最后卷起来，成为一“卷”。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册”和“卷”的来历。在竹简和木简上刻写文字，在缣帛上写字，比在龟甲、兽骨上刻字方便一些，但是，竹简和木简仍很笨重，使用起来不方便。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西汉时，齐人东方朔有一次向汉武帝上奏章，共用简3000片左右，要两个人抬进宫去。《庄子》中记载，战国时学者惠施出门，喜欢带上书，这些用简编成的书，足足装了五车。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使用竹木简的同时，从春秋战国开始，又用帛来写字，叫“帛书”。帛是一种丝织品，最大的优点是轻便。但是帛受生产的限制，不可多得，而且价格昂贵，无法在民间推广。因此，人们就想到要寻找一种能为大多数人利用的书写材料。于是，纸就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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