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东北战争无疑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给东北带来了重大的损失，但在政治上和宣传上则给张学良以及整个奉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裨益。作为北洋政府的最后余脉，奉系在东北易帜后仍被全国各界视为地方军阀，即便通过中原大战后开始加入中央派系，奉系仍然残留着地方军阀的烙印，然而现在，通过这场大规模的抵御外侮、捍卫国家的正义战争，奉系已经深得人心，毕竟这是连南京政府和中央派系都不敢做出的伟大壮举，并且东北军最后还大获全胜，取得了旷古烁今、彪炳史册的巨大胜利，空前地振奋了中国的国威，也空前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得全球华人都因此而扬眉吐气。中央军和南京政府的对日软弱同东北军和东北政府的对日强硬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使得张学良在政治上和宣传上赢得大满贯。张学良的威望因而如日中天，东北政府的影响力也随之炙手可热。另一方面，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辽宁省中部和南部展开的，对辽宁省的破坏非常严重，但对其他省份地区的破坏倒不是很大，因此重建交战区以及恢复因为战争而中断的全面发展等工作在战后都开始有条不紊地展开。当然了，此时东北的建设发展环境与战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战前的东北夹在日苏两大列强之间，可谓如履薄冰、前狼后虎，但现在，日本在很长的时间里已经无力染指东北，而苏联当局也因为此战而对东北军的战斗力深感震撼和不敢小觑，因此整个东北、整个中国北方都迎来了非常和平和安全的时期。外部环境得到了安定和保障，北方的建设和发展自然更加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呈现出烈火烹油之势。
通过委曲求全、妥协退让换来的“和平”是不可靠的；真正的和平，只有靠战争和胜利才能赢得。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军还在这场战争中实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对外“开疆拓土”：东北政府借助胜利和减少五千万美元赔款作为代价，获得了日占朝鲜半岛的济州岛的20年租借权。
在举国的褒扬声中，并没有因为这场胜利而沉迷其中的张学良随后投入了新的工作。
4月15日，张学良向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申请，在“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基础上扩大建立“中国北方政务委员会”。在之前，“东北政务委员会”这个机构是东北四省的最高行政机构，而中原大战后，晋绥军和西北军的地盘都被东北军吞了，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天津市这四省一市都有各自的省政府（市政府），这四省一市明面上是直接受南京管辖，但实质上却被东北政务委员会管辖。张学良的地盘已经不再是东北一遇，而是整个中国北方，再用东北政府的名义去管辖北方地区，也不太妥当，因此张学良索性要求在北方地区名正言顺彻底实现政令统一。
蒋介石虽然对张学良这种明火执仗要扩大地盘的行为很忌讳，但毕竟张学良现在声势滔天，况且张学良在实质上早已经控制了中国北方，再加上张学良对蒋介石也是恭敬有礼，从来没有反叛过蒋介石，从来没有觊觎过蒋介石“天下第一”的位置，一直老老实实做他的“天下第二”，因此蒋介石在无奈中只能顺水推舟，批准了张学良的要求。
4月20日，东北政务委员会正式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北方政务委员会”，管理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绥远、山西、陕西、河北、山东以及天津特别市，共十省一市。这十省一市包括东北四省、华北五省一市、西北一省，总面积255万平方公里，占全中国22.2%，总人口1.35亿，占全中国31%，并且这十省一市拥有全中国80%以上的煤炭、90%以上的铁矿、100%的石油、90%以上的重工业、60%以上的轻工业、55%以上的粮食产量。中国北方政务委员会是中国北方十省一市的最高行政机构，受南京政府直接管辖，但实际上是处于高度的自治，东北政府也被中国北方政府正式取代（注：中国此时的领土总面积为1142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量为4.36亿；天津此时和上海一样，都是单独的特别市/直辖市，北京市此时是河北省的省会）。
中国北方政务委员会（中国北方十省一市联合政府）正式成立后，张学良宣布辞去政务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的职务，放开政权，任命张作相为北方政务委员会主席，任命阎锡山为副主席，北方政务委员会共有40多名委员，20多名是东北派系出身，10多名是晋绥派系出身，其他人来自原先西北派系和山东、河北等地。从这个任命名单和人员组成比例上不难看出，张学良的奉系已不仅仅是东北一系，还彻底地融合了原先的晋绥派系、西北派系、山东派系等其他派系，完成了从东北真正走向北方的全面蜕变和扩张。通过这场战争，东北军、晋绥军、西北军之前存在的隔阂也已经基本烟消云散，真正团结起来并融为一体。东北派系、晋绥派系、西北派系、山东派系、河北派系等北方各地的不同势力至此而彻底在张学良的手上融合为了中国此时最强大的势力：北方派系（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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