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师与日军第4师团、第10师团在长津湖地区爆发的战斗其残酷性并不亚于如火如荼的汉城战役和咸兴战役，但这种残酷性只有一半是日军带来的，另一半则是恶劣天气所带来的。长津湖地区从10月下旬就进入了冬季，11月初已经风雪交加，11月中下旬的时候气温甚至急剧降到了零下二十多度。极度恶劣的气候给交战双方都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双方士兵在冰冷刺骨且马毛猬磔的狂风中顶着劈头盖脑的暴雪、踏着齐膝没腰的积雪进行殊死搏杀，作战环境带来的困难甚至超过敌军。双方的伤兵医院里，冻伤士兵的数目仅次于战伤士兵的数目，被冻掉脚趾手指耳朵的士兵比比皆是，冻伤造成的减员几乎不逊于战伤。在这件事上，第4师团甚至比第109师更严重，因为第109师的官兵都来自东北地区，而第4师团的日军来自日本中南部、地理维度和鲁南苏北差不多的大阪地区，因此第109师官兵们的耐寒能力超过第4师团的日军。
其实在第109师和第4师团持续大半个月的一对一交手中，第109师的官兵们都感到这支日军的作风有点“怪”。客观上讲，第109师虽然是北华军的二流部队，但在第二次东北战争期间还是跟日军打过不少硬仗的，扈先梅、常恩多、王绍南等指挥官们也对日军的战斗风格有着很深刻的认识，平心而论，第4师团在挖掘战壕、修建工事、火力配合、射击精度等方面上还是很有一套的，功夫都很过硬，但让官兵们不解的是，这些来自大阪地区的日军似乎从骨子里就缺乏一种军人应有的狠劲，更谈不上其他日军的那种“效忠天皇”的类似于亡命徒的精神了。当双方交手后，第4师团的日本兵们只是中规中矩地躲在战壕里全力射击，一旦北华军逼上来，这些日军便非常配合、非常知趣地顺着交通壕撤退到下一道防线，几乎没有一个端着刺刀嗷嗷叫着出来展开反冲锋。第109师的官兵们都感觉，第4师团的日军虽然谈不上一触即溃，但也绝不是在舍生忘死地作战，似乎第4师团的日军只是把打仗当成一项他们不大情愿进行的工作，能敷衍就敷衍，能拖拉就拖拉，能讨价还价就讨价还价。
“怪了！这些小鬼子在搞什么鬼？”在最前线负责指挥的常恩多一头雾水，“难道日军有什么阴谋？”第109师的兵员只有第4师团的一半，并且第4师团还是日军七大元老级甲等师团之一，但双方正式交手后，第109师居然还颇占上风，这不得不让常恩多感到狐疑。他和一干参谋军官们反复地研究日军这种有股“消极避战”味道的战术究竟有何用意，众军官绞尽脑汁、集思广益，有的军官认为日军是在拖延时间，有的军官认为日军是在故意示弱以麻痹第109师，最后再突然展开大规模进攻，有的军官认为日军是深藏不露、积蓄实力，有的军官认为日军是在策划着一项庞大的后续作战计划。众人各执一词、众口纷纭，一个个振振有词，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所有人的看法都是一样的：日军素来凶狠狡诈，第4师团之所以表现得这么软弱可欺，肯定是有什么阴谋。常恩多也大为紧张，担心这些来自大阪的日军是在玩什么“扮猪吃虎”之类的花招。
其实常恩多等北华军军官们都想多了，第4师团之所以如此“软弱”，并非这帮大阪兵在搞什么阴谋诡计，真正的原因是这帮大阪兵就是如此“软弱”。常恩多要是知道第4师团内部有不成文的“三不要原则”，就不会对日军此时的表现感到惊讶了：能不付出的牺牲尽量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尽量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尽量不要追。单凭这三点，第4师团就有资格被誉为整个日本陆军里最“可爱”的部队了。客观上讲，第4师团绝非一无是处的软蛋部队，但该师团在执行战斗任务时绝不会像第2、第5、第6师团等“王牌、精锐、劲旅”那样闭着眼一条路执行到底，这支发源于仅次于东京的日本第二大商贸核心地区、其部官兵在参军前都是菜农小贩的日军部队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带着一种非常浓烈的、商人所特有的风格：圆滑。因为圆滑，所以第4师团虽然也效忠天皇，也宣誓会为天皇而赴汤蹈火，但绝不会像机器人那样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在没有被彻底逼到绝路上时，第4师团是不会拼命作战的。“能不死就不死”、“好死不如赖活”，这两句话就是第4师团最真实的写照。
正因为第4师团如此“爱好和平”，因此第109师与第4师团交手了大半个月也没有感到太吃劲。第109师毕竟兵力只有对方的一半，因此没有采取太积极的进攻，而第4师团本来就“心不在焉”，因此时间一长，双方指挥官都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感”，甚至还进行了一系列“战地合作”。
第109师和第4师团的“战地合作”以及“战火友谊”始于10月底的一天。当时，第4师团某部奉命进攻第109师第535团一营二营所坚守的一个代号208的高地，双方猛烈交战了四天四夜，在守军官兵们的浴血奋战之下，进攻的日军足足死伤了三千多人也没能拿下208高地。10月30日夜间，一个人影艰难地爬上高地。高地上的官兵们一开始还以为这个人影是日军的间谍或敢死队员，但这个人影说的是汉语：“别开枪！我是自己人！我有重要事情要向团座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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