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从台湾回到沈阳后，又接待了从九州岛刚刚被送到沈阳的日本皇太子明仁，陪同明仁一起来沈阳并在接下来做人质期间照料他起居的是明仁母亲香淳皇后的妹妹智子女王。智子和明仁见到张学良后一起行礼，智子战战栗栗、汗如雨下，明仁则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张学良虽然厌恶日本人，但明仁毕竟只有六岁，张学良当然不可能去刁难一个六岁的小孩子，随后命人在沈阳修建一座日式别墅，供明仁、智子和一起来的日本皇室仆人居住，允许明仁、智子在北华境内随意游玩，也可以跟裕仁、香淳皇后自由通信。张学良最小的儿子张闾琪今年九岁，素来聪颖可爱、多才多艺，被称为“当代曹冲”，并且长相酷似张学良，深得张家上下的喜爱。看到明仁后，张闾琪十分高兴，跟明仁一见如故。张学良看张闾琪和明仁嬉戏玩闹的样子，不由暗暗想道：“在这个充满尔虞我诈、血雨腥风的世界上，也只有小孩子才能真正地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界限了。”
随着明仁一起被送到沈阳的，还有象征日本皇权的三件神器，分别是：草薙剑、八咫镜、八坂琼曲玉。这三件神器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当做日本皇室的象征，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不亚于传国玉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张学良之所以把这三件神器强行索要来，自然是为了震慑和胁迫日本皇室，一旦裕仁不听话，张学良就把这三件对日本来说至高无上的神器都扔进茅坑里。当这三件神器被送到沈阳时，张学良特地去看了看，觉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象征”这东西就像木头做成的神像一样，原本是木头时无人问津，刻成神像就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它本身根本毫无意义，它的神圣光环完全是人为加上去的。张学良最后命令农统局把这三件神器藏在一个绝密之处，这三件玩意虽然本身毫无意义，但却是日本人的命根子，不容有失。
七月中旬，一艘北华海军的运输船在多艘军舰的严密护航下从日本驶到了旅顺。船上尽是荷枪实弹的北华军士兵和神色肃然警惕的农统局特工，从船上被押解下足足三百多个身穿便衣、表情或麻木或惊恐或惶然或绝望的日本人。这些日本人全是北华要求日本引渡的战犯。
张学良虽然为了国家利益而跟日本人进行各怀鬼胎的“合作”，但也没忘了对这些妄图吞并中国的日本野心家们进行秋后算账。另一方面，张作霖毕竟是被日本人炸死的，张学良这个做儿子的不给父亲报仇也说不过去，并且北华高层内部反对跟日本进行合作的人也为数不少，张学良为了平息这种反对情绪，为了进一步地拉拢人心以及给国人出口恶气，因此在缔结辽日合作条约时重点要求日本政府把战犯引渡给北华。
这批战犯包括三部分，一部分是阴谋策划、实施、发动、参与皇姑屯事件的，另外两部分是阴谋策划、实施、发动、参与两次东北战争的。实际上，这三部分战犯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皇道派骨干和成员，以裕仁为首的日本皇室正在国内清洗皇道派，因此对张学良的这个要求十分配合，从而达到彻底铲除皇道派、集军政大权于日本皇族的目的。这三批战犯主要是：
跟皇姑屯事件有关的：原关东军高级参谋、暗杀张作霖的首犯河本大作，暗中支持河本大作的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和俄国课课长桥本欣五郎，原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的同谋桥本虎之助和竹下义晴，原关东军独立守备第四中队中队长、亲自引爆炸药的东宫铁男，该中队副中队长神田泰三，亲手在铁路上安置炸药的原关东军工兵中尉桐野健二，前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外交顾问佐藤安之助少将等。除了以上人等，当时的关东军总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等人也知情，但村冈长太郎已经病死，加上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此人确实参与了皇姑屯事件，因此也就作罢了。这批人不算太多，约二十多人。
跟第一次东北战争有关的：原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原关东军第二师团少佐中队长牟田口廉也、原关东军第三旅团参谋长河边正三等人，原本还有原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花谷正，但花谷正已经在战争爆发时被击毙，板垣征四郎也已在北朝鲜战争期间被击毙。这批人也不算太多，约三十多人。
跟第二次东北战争有关的：皇道派首脑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皇道派思想领袖北一辉、大川周明、原第一师团师团长柳川平助、原海军大臣大角岑生等人。这批人清一色都是皇道派高层骨干，他们当初发动八一五政变，逼迫裕仁天皇交出很大的权力，从而让他们发动对东北的战争，这不但让北华方面对他们恨之入骨，也让裕仁对他们十分厌恶，此时把他们交给北华去处理，也逞了裕仁的心。这批人非常多，超过二百五十人，除了皇道派的骨干高层，更多的是在第二次东北战争期间在东北土地上犯下战争最新的日本军官，大多数都是大队长中队长等中基层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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