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驻印军兵营的训练场上见到了新编第30师师长唐守治将军，唐守治将军时年三十七岁，性格开朗，为人态度和善。通过翻译我们彼此做了自我介绍，很快就熟悉起来，我们在一座充当临时指挥部的帐篷前搬来两把竹木椅子坐下，交谈起来。
我和唐守治将军的交谈全程都在翻译的协助下进行的，翻译是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清瘦小伙子，皮肤黝黑，从长相上看像是中国两广一带的人，他的英语说的还算是比较流利。但是让我觉得很别扭。我前世是中国人，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对我而言，难度不大，但是自从重生到如今一直没有机会说中国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张口说汉语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于是，我决定尝试着跟唐守治将军说汉语，其实他带有浓重湖南乡音的普通话，不用翻译转述我可以听懂，虽然听着比较费劲，但大概意思我都明白。
“唐将军说的话我都听明白了，不需要翻译，咱们直接说汉语，因为我可以说流利的汉语，我从小在美国唐人街长大。”我用汉语普通话对他说道，还顺便编了一个让人可以信服的理由。
“哦，布拉特少校竟然可以说一口地道的汉语，还是中国北方官话，真是了不起。您作为一个外国人，北方官话说的比我都好。”唐守治将军听到我脱口而出的普通话，大吃一惊，由衷的赞叹道。
“您过奖了，我喜欢中国文化，从小就感兴趣，在美国也经常和中国人打交道，所以学会了中国的汉语。”我微笑着说道。
“嗯，这样也好，就不用翻译再转述了，我们可以愉快的用汉语聊天。”唐守治将军吸了一口香烟说道。
就这样，我们两个人天南地北的聊了起来，从国际形势聊到了亚洲战局，又从战争聊到了彼此的家庭，两个人之间没有拘束，畅所欲言，相谈甚欢。
我将自己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一些经历和在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略、战术，对唐守治将军做了分享。唐守治将军也对我慷慨大方的分享了一些中国军队在国内和赴缅甸作战期间的经验和感想。
通过两个人将近两小时的深入交流，我对当时的中国军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了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本身的战斗力并不差，在面对日本人的战争中，他们的仗之所以打得艰难，战争初期还遭遇了一连串的败仗，是很多原因造成的结果。归根结底主要问题是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在战略上的决策失误，蒋介石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考虑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在第一时间抵御外敌入侵，而是想着打内战，奉行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思想，主导着国民党军队一门心思消灭国内的军阀和共产党人的武装力量，他这样做产生的后果就是贻误战机，错过了在战争初期打败日寇的最佳时机，丧失了大片领土，如果没有后期的国共合作和国际援助，腐朽的蒋介石政府根本没有可能打败日本人的侵略......谈到这些问题，唐守治将军不禁叹了一口气，言语中他表达了很多的无奈和感慨，他对上级的命令和战略方针虽然心存不满，却必须毫无条件的去接受和执行。
让中国军队最困扰的问题是装备的落后和补给的不足，在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初期，由于装备落后、后勤补给跟不上，再加上一部分指挥官的错误指挥，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非战斗减员，让整个部队元气大伤，之后在英美两国的援助下，中国驻印军补充了武器装备和补给，才有了重新扩编，恢复战斗力的机会。从1943年秋天到1944年底，中国军队在缅甸北部重创日本侵略军，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不管英国当局如何评价中国军队，他们取得的胜利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纵观历史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在亚洲战场上影响深远，中国作为主要参战国，在中国战区牵制了大批的日军，为同盟国取得最终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结束了和唐守治将军的谈话，我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又拜会了一些中国驻印军的其他将领，我对他们部队里装备的美国战车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使用和修改意见，他们都对我表示感谢和敬意。
12月18日我返回了印度境内的东南亚盟军总部，又在新德里停留了两天，完成了和英军的工作交接。12月20日我乘飞机离开印度返回美国，完成了我在东南亚的工作任务。
我回到美国以后，首先返回了加利福尼亚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向史密斯将军复命，史密斯将军见到我喜出望外，他非常高兴，一见面就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他早就从英国人那里获悉我被日军俘虏，又化险为夷的经历，他对我表示了慰问，得知我一切安好以后，又询问了我在印度的工作情况。我如实的对史密斯将军作了详细的工作汇报，将军一边听一边对我微笑点头，他对我的工作也非常满意，他表示会替我向上级申请一枚勋章，褒奖我在印度和缅甸的工作成绩，批准我回家休假、过圣诞节，新年以后再返回部队，筹备接下来太平洋战场上的下一次战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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