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法军的“洛林行动”正式开始，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们按照上级的命令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队，帮助法军作战。军衔比较低的军官跟随法军一线作战部队参加战斗，军衔比较高的军官则留在法军前哨基地听候法军指挥官调遣。艾尔逊少校和布莱尔上尉一大早就跟随法军伞兵部队出发了。
法军第一集群在塔西尼防线西端渡过红河，只遇到了越军小股部队的轻微抵抗。接下来的几天法军进展都比较顺利。到11月4日，这一路法军在红河北岸建立了三个桥头阵地。同一天，法军的第二集群在第一集群出发地东北十余公里处的越池完成集结，沿2号公路向北推进。由于天气恶劣，道路和桥梁被越军破坏，这支法军行进速度很慢，直到11月7日才与先前出发的那支部队在富寿会师。
我的任务是协助西北战区的法军装甲部队的指挥官进行指挥，装甲部队跟随步兵一起行动，随时进行增援。
法军参与“洛林行动”动用的大部分是轻型坦克，和少量的轮式装甲车。我认为这些装甲车在有公路的区域内行进可以保持机动性，但是一旦进入路况不好的森林、沼泽等区域，就会和步兵拉开距离，假如步兵遇到越军的袭击，很难在第一时间得到装甲部队的支援。
越军虽然没有强大的装甲部队，但他们对地形了如指掌，有更好的群众基础，在这方面他们远远强于法军，他们经常利用地利优势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展开游击战术，牵制法军，将法军引诱进他们的包围圈，进行分割包围，对和主力失散的小股法军步兵部队，进行逐一歼灭。如果越军故技重施，我们这支装甲部队和步兵部队一旦走散，步兵就会陷入险境，有被越军打散、歼灭的风险，整个“洛林行动”就有可能彻底失败……
11月9日，会合后的法军继续北进，空军和江河舰队也加入了“洛林行动”，心神不宁的我跟随一支法军装甲部队紧随其后也参加了行动，越过步兵冲到了最前头。
我本来可以留在戴.里那莱将军的指挥部里，和几位将校军衔的美国同事一起，陪着法军指挥官们悠闲的喝着咖啡，安逸的坐镇指挥。根本用不着在枪林弹雨里穿梭，冒着生命危险跟部队上前线参加战斗。但是我对戴.里那莱将军的第一印象很差，我很讨厌他那副趾高气昂的样子，看着就来气……思来想去我自告奋勇的跟随装甲部队参加了战斗任务。
作为职业军人，十余年的军旅生涯，我参加过很多次战斗，虽然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但并不代表幸运之神会一直眷顾我。战场上危险重重，我不敢心存侥幸，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如果掉以轻心随时会有受伤或丧命的可能。
我们这支装甲部队在11月9日晚上占领了府尹县城。由于这天法军的行动保持了很大的机动性，法军攻占府尹县城，守城的越军兵力不足，选择仓促撤退。法军缴获了越军基地储藏的大批军用物资，其中包括200吨弹药和两辆苏制卡车，“洛林行动”似乎取得了初步进展。
法军官兵信心十足，在府尹县城欢呼胜利，开庆功宴。当天晚上士兵们喝了很多酒，不少人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官兵们普遍认为沙朗将军制定的“洛林行动”开局不错，旗开得胜，挽回了之前西北战役的颓势，有很大把握可以一举攻克越军根据地太原，似乎已经可以看到战争结束的曙光。
但我却没有像他们那样盲目乐观，从行动一开始，我就发现了法军存在很多问题，法军战役准备仓促，进军速度缓慢，足以证明以沙朗将军为代表的法军高层指挥官在制定行动计划的时候，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过于草率，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部队的后勤补给必然会产生很多问题。
我怀疑随着行动计划的推进，法军的后勤补给跟不上，难以达成攻占太原的战役目标，甚至连攻占安沛都成问题。
俗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作为法军最高指挥官的沙朗将军不会想到后勤补给将会成为决定行动成败的关键因素。我认为他制定作战计划只是一时的头脑发热，打仗不考虑全局，这样的行动计划注定难以成功。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越军主力部队并没有出现在向西北方向行进的法军周围，一路上法军只是遇到敌人极其微弱的抵抗，这样的情况反映出越军已经识破了法军的战略意图，在有意的进行诱敌深入。而此时沙朗将军再次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下令让部队继续北进。
11月13日，法军推进到了宣光城下的157号公路和13A公路的交汇处，沙朗将军突然下令兵分两路，一路部队沿13A公路折向西面，朝安沛方向而去，其余的部队接着向北推进。这样的决定让法军前线指挥官傻了眼，这无疑是彻底暴露了法军的整个战略意图，因为要想拉回越军主力，必须全力以赴的向安沛进军。
中途分兵只会引起越军的警觉，只要越军摸清了法军动向，必将会全力进行阻击。沙朗将军犯下了难以挽回的致命错误……果不其然，法军才刚刚行进了20余公里就遇到了越军第316师第176团的顽强阻击，越军的进攻让法军分寸大乱，为了避免孤军深入被越军全歼，法军只得暂停继续推进，停下来抵挡越军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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