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终于亮了，这一夜我半梦半醒的睡了几个小时，醒来后浑身难受，头晕目眩，全身酸痛。但这是在战场上，战斗还在继续，无论如何我还得坚持继续作战。
我双手支撑着身体，费力的站起身，用手捏了捏酸痛的后颈，伸了个懒腰。
我身边的大部分战士们还没有醒来，昨天的战斗把大家折腾的精疲力尽，战士们睡得很沉。
我叫醒了大家，战士们揉着惺忪的睡眼，一个个有气无力的勉强从地上爬起来，整理着个人物品和随身武器。
十分钟后大家随便吃了一点干粮，我一声令下各车组的战士用最快速度登上了各自的坦克。
第二天的战斗，即（D+1）日，获得增援的我军调整了指挥系统。步兵在坦克和野战炮兵的掩护下重新开始进攻。日军抵抗丝毫没有减弱，争夺每寸珊瑚礁、每个地堡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我们很难看到敌人，只能凭士兵的本能摸爬滚打，利用椰木残桩、弹坑、沙丘、废工事一步一步地接近火力点，最后把炸药包塞过去。坦克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陆战队的炮兵也提供了有力的近距离支援，然而进展依然慢如蜗牛爬行。有时，走在最前面的步兵攻击部队遇上岩壁无法前进，只好等坦克和工兵来收拾日军火力点。
我们这四辆坦克担任步兵的火力支援任务，我改装的车载火焰喷射器在对日军的地堡、掩体的攻击中，大显神威，我们一路上用火焰喷射器和机枪子弹开路，把地堡和战壕里的日本兵烧成了焦炭，为步兵清扫障碍。
每一次看到浑身起火，哀嚎着的日本兵从掩体里跑出来，我们都是用机枪扫射将他们迅速击毙，因为看着他们痛苦的样子，我很揪心。虽然是敌人不值得同情，但对方也是活生生的人，烈焰焚烧全身肌肤的痛苦是让人难以想象的，实在是太残忍，与其看着他们被火慢慢烧死，不如用子弹一枪毙命来得痛快。
贝蒂欧鸟头的”红一”滩上，2团3营的残部集结在一小块阵地上，受到敌人的包围。瑞安少校调集了谢尔曼坦克和81毫米迫击炮，在驱逐舰炮火的掩护下，一尺一尺地往南推进，渐次占领了鸟头顶的150米纵深，在作战地图上这里叫做“绿滩“。
连日作战，弹药的消耗量惊人。登陆时带来的弹药早已用光。两栖登陆车营长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把物资运到滩头。驾驶员冒着枪林弹雨，把物资卸到海滩上。除了弹药、火焰喷射器油料、电台零件、淡水和口粮外，还有大批一时用不上的帐篷、酒等。肖普上校火气冲冲，他命令几架刚上岸的推土机，把一切碍手碍脚的物资推入海中，腾出空地，以便增援部队上岸。
我们的坦克弹药消耗的也很快，炮弹和机枪子弹、火焰喷射器油料以及燃油已经所剩无几，我们的坦克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突破重围赶去和后续增援部队汇合。费尽周折，我们好不容易到达了海滩补给点，在敌人的炮火威胁下紧张的补充弹药和燃料，连饮用水和补给品都顾不上拿。装好弹药和燃料后，我们又再次穿越火线，回到步兵部队所在的地点。
紧张而激烈的战斗进行着，敌我双方难分胜负，肖普上校试图召唤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提供近距支援，由于飞行员多为新手，地空联络又不畅，反而误伤不少我军地面部队。肖普上校只好放弃使用飞机，单纯只靠地面部队的进攻。抢滩部队继续遭到日军阻击，伤亡重大，有些营的伤亡甚至超过了D日。但是，各部队却源源不断地登上了滩头。
我们陆战队的炮兵部队登岸后，迅速完成了射击准备。7门75毫米山炮，在极近距离上，用直接瞄准法接连摧毁着日军的地堡和工事。推土机也大显身手，把日军设置很低的枪眼整个用沙土埋上。通过无线电我了解到另外一边“红三”滩头的我军战士步步向前推进。大约200名陆战队员，利用日军的射击间隙，一声呐喊，不顾一切地往前冲锋，一直跑过了亮得刺眼的主跑道，又向前推进了30米。在一些残破的工事里，我军立足未稳，日军的火力就扫过来，把他们封锁在跑道南端。肖普上校放弃了其它攻击方向，立即集中了一批坦克前来支援。
中午，高潮终于涨起。大批登陆艇开上礁盘，为疲兵鏖战的我军运来后续物资，运走伤兵。上岸的坦克也越来越多。它们蹒跚地越过弹坑、树桩和战场，逐一攻破日军的据点。这时，师预备队6团1营在绿滩南部登陆，前进至机场西端。2营占领了贝布欧东邻的拜里基岛（该岛上只有15名日军）。师炮兵随即在拜里基岛海滩上放列，用105毫米榴弹炮向贝帝欧东端轰击。美军恢复了整个攻击的有效组织和节奏，长栈桥修复后已部分开放。下午4时，肖普上校向师长朱利安·史密斯少将报捷：我们正在取得胜利。傍晚，陆战2师参谋长埃德森上校登岛。由于已经有几个团投入作战，埃德森上校便接替了肖普上校的指挥。肖普上校重新指挥他自己的2团。
我军大批援军赶到，我们的压力也有所缓解，我们四辆坦克和增援的友军坦克汇合后，发起了新的一轮攻势，缺乏坦克火力支援的日军攻势也在慢慢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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