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17日中午，我搭乘一架英军侦察机，在英军陆军军官埃文斯上校、泰勒中校，以及几名中尉、上尉的陪同下，一行十人，由两架喷火式战斗机护航，从英帕尔的英军机场起飞，前往缅甸中部的日军控制区上空观测地形。
按照埃文斯上校的说法，我们观测地形的目的是为了接下来的战斗做准备。战争后期，英军在这一区域已经夺取了制空权，加上中国驻印军对缅北地区发动的地面进攻，日军面临巨大压力，无论战机还是油料都消耗殆尽，英国人在该地区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日军战机出现过。他们认为在敌占区飞行不会遭到日军的袭扰，可以保障我的人身安全。但我认为埃文斯上校太过于草率轻敌，在没有完全肃清该区域的敌人之前，随时都会有危险发生。凭借我对日本人的了解，我很清楚身处困境中日军，即便没有足够的战斗机对付英国人的空中力量，他们也会用为数不多的防空炮对英国飞机构成威胁，虽然这样做的后果是日军地面上的防空火力点会暴露，遭到英国人的致命打击，但做困兽之斗的日本人却愿意冒险尝试。
我虽然对埃文斯上校提出过反对意见，但他却不以为意，我婉言谢绝了埃文斯上校，但其他军官又来劝说我同去，不胜其烦，无奈之下我只能和埃文斯上校、泰勒中校一起上了飞机，为了安全起见，英军还找来两架喷火式战斗机护航。
我们搭乘的这架飞机在敌占区安然无恙的飞行了一个多小时，泰勒中校对日军兵营的进行了拍照，飞机上的所有乘员除了我以外，都认为我们的空中侦察是非常安全的，飞越敌占区如入无人之境。
正当飞机准备返航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日军的地面防空炮突然对我们这架飞机发动了攻击，两架护航的喷火战斗机毫无防备，还没来得及还击，我们这架侦察机和一架喷火式战斗机就被防空炮火击中，另一架幸存的喷火式战斗机狼狈的逃回了基地。我透过玻璃窗眼睁睁的看着左侧的机翼冒起了黑色的滚滚浓烟，飞机以极快的速度坠落，我闭上眼睛心里默默的向上帝祈祷保佑自己平安脱险.......
危机时刻，我们这架飞机的飞行员驾驶着即将坠毁的飞机实施紧急迫降，飞机擦着地面向前冲去，大概过了十几分钟，飞行员高超的驾驶技术为大家从死神那里捡回了一条命，飞机在丛林中央的一块空地上安全着陆，除了少数人受了轻伤，大多数人安然无恙。
飞机虽然着陆了，但随时有爆炸的危险，惊魂未定的我们，顾不上休息，以最快的速度打开舱门，从飞机上撤离。
当我们所有人撤离飞机到达安全距离后，又过了几分钟，飞机爆炸起火，化为一片废墟。
飞机巨大的爆炸声，引起了附近日军的注意，很快我们就被敌人发现，大批荷枪实弹的日军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朝我们涌来，我们被包围了。
“你们被包围了，不要做无畏的抵抗，尽快投降。”一名日军军官用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向我们喊话。
我看了一眼身边的几个英国人，大家面面相觑，敌众我寡，如果我们抵抗注定是死路一条，眼下只有束手就擒才是唯一的活路。我心里非常清楚日本人的残暴，他们对待俘虏的态度臭名昭著，无论是对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战俘，他们都是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对待，日军除了制造巴丹死亡行军和泰国的死亡铁路这些罄竹难书的惨剧外，还有更加恐怖的关于日军吃掉盟军战俘的恶劣事迹——饥饿食人......日本人在二战中的种种罪恶行径，让我头皮发麻不寒而栗。
迫于无奈，我们十几个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放下武器，高举双手向敌人投降，日本兵狞笑着朝我们走来，收缴了我们身上的武器，将我们押上了一辆卡车。
随后我们被日军带到了一座战俘营，这座战俘营规模不算太大，关押着百余名盟军战俘，有中国人、印度人、英国人、甚至还有美国人。我看到所有战俘一个个都是精神涣散、衣衫褴褛、形如枯槁，营养严重不足，看到我们一行人，他们都投来了异样的目光。
我觉得自己真够倒霉的，执行军事顾问的任务，却被英国人的愚蠢举动给坑了，成为了日本人的阶下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脱身的机会，我心里愤愤的想着，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是何种命运，一切只能听天由命。
我们被日本人安排进了一间破烂的木屋搭建的营房，这间营房里清一色的都是白人，加上我们一共有二十多人，大部分是英国人，少部分是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等日本人走后，我们就和这间营房里的战俘们交谈起来。
通过交谈我们得知，这个战俘营是日军在缅甸境内修建的一座临时战俘营，这里的战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选出一些身强力壮的人，送到泰国境内去修缮死亡铁路，剩下的身体虚弱的人则被留在营地里等死，日本人从不救治生病的战俘，他们给生病战俘两种选择一是自生自灭，二就是被杀死......听着他们的讲述，和我一起被俘的英国军官们纷纷对我表示歉意，埃文斯上校更是悔恨当初没有听从我的劝告，贸然的进行空中侦察，最后落得如此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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